18.7 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( hè)蓧（diào）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

子路拱而立。

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（shǔ）而食（sì）之，见( xiàn)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，则行矣。

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！”

【解读】子路跟着孔子而落在了后面，碰到一个老人，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负在背上。子路问老人说：“您见到我老师了吗？”老人说：“你有四肢却不劳作，眼睛能看到粮食却分辨不出五谷的种类，谁知道你老师是谁？”说完，把拐杖插在田边去除草了。

子路恭敬地拱手站在一边。

老人留子路住宿，杀鸡、做黄米饭给子路吃，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见子路。第二天，子路追上孔子并讲述了经历。孔子说：“这是个隐仕啊。”让子路再回去看看老人。子路到那里后，老人却已经出门了。

子路说：“不出来做官是不合道义的。长幼之间的礼节，是不能偏废的；君臣之间的礼义，难道就能废弃吗？隐士想要保持自身的高洁，却混淆了长幼、君臣这样的重要伦理关系。君子出来做官，只是尽自己的道义上的责任。至于先王之道现在行不通，我们早已经知道了。”

【内涵】本章也是关于孔子一行遇见隐士的记载。本章的核心内涵是，隐士虽可“洁其身”，但放弃君臣之义，实则破坏了社会的基本伦理秩序（乱大伦）。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”，出仕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履行道义。因为长幼有序、君臣有义，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基，不能因个人的清高而抛弃。

本章（第七章）与第五章（接舆歌过孔子）、第六章（长沮桀溺耦耕）共同构成了“微子篇”中关于“仕与隐、入世与出世”的深刻对话，凸显了孔子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坚定原则。

18.8 逸( yì)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”谓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( zhònɡ)伦，行中( zhònɡ)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”谓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（fàng）言，身中清，废（发，fā）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

【解读】逸( yì)民有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孔子说：“不降低自己的志向，不辱没自己的身份，难道不是说的伯夷、叔齐吗？”又说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低了自己的志向，也辱没了自己的身份。不过他们说话合乎伦理要求，做事合乎人心，仅仅这样而已吧！”又说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而不谈论世事，保持身份合乎修身高洁的要求，放弃身份合乎权变的要求。我就和他们不同了，没有可以这样做或者不可以这样做的问题。”

【内涵】本章通过孔子对古代七位隐士（逸民）的评价，展现了不同层次的处世态度，并最终点明孔子自身“无可无不可”的灵活中道立场。

伯夷、叔齐：坚守气节，不降其志、不辱其身，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，代表高洁的道德操守。

柳下惠、少连：虽降志辱身（被迫），但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属于务实型隐者。

虞仲、夷逸：隐居避世，隐居放达，但洁身自好，合乎权宜通达。

孔子自述：“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

本章的核心思想是：根据道义的原则，该进则进，该退则退，灵活应变，但要以“道”为最高准则。不同的选择，皆可成德，这是一种中庸之道。但孔子选择的是积极入世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揭示了儒家在乱世中平衡理想与现实。

逸民：逸，同“佚（yì）”，散失、遗失。

伯夷、叔齐：古孤竹国国君之子，以国相让，避居首阳山，曾怒斥周武王在周文王去世后伐商是不仁不义的行为。后来周代商而王天下，两人不食周粟而死。孔子对二人的德行称许有加。

虞仲：即仲雍，周太王的儿子，王季（季历）的兄长。《史记》记载了太伯、虞仲让位于王季的故事，并且认为吴就是太伯的封国。虞仲在太伯死后才继位为国君，则虞仲符合孔子说的“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”，因为一方面他将王位让给弟弟王季，成全了太王的想法，是至孝的做法；另一方面他没有与兄长太伯一样建立自己的封国或与太伯争位，做到了儒家所谓的“悌”的伦理要求，因此得到孔子称赞。

夷逸、朱张、少连：经历不详。

隐居放言：放，放置。指隐居起来，不谈论政事。